加深认识，打造包容性文化
在励讯集团，我们致力于打造一个人人得以蓬勃发展的工作环境。实现这一愿景的关键是加深对显性残障和隐性残障的认识——这对我们组织中许多人的生活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我们旨在倾听员工的心声，加深对员工的了解，为他们提供支持，塑造一个更包容的环境。无论您是有残疾，或是与残障人士共事，以下故事都能有所启发，有助于打造一个人人被尊重、被重视和赋能的企业文化。请您花一些时间来了解一下这些不同的视角，并从我们员工的经历中汲取一些经验。
Min 讲述了她患听障的故事
Min Xiong 法律业务 - 英国
我上小学时，老师发现我常常听不清楚问题，也不怎么回答问题。于是他建议我到医院看一看。经过检查，医生告诉我，我的耳道比普通人小，构造也和健全人有所不同。起初，我不太理解这意味着什么，但我渐渐意识到，听力障碍是一个我需要关心的问题。尽管面临这样的挑战，过去40年我还是比较顺利地生活了下来。上学时，我总是尽量坐前排，以防错过任何重要信息。这个习惯延续到了我的职业生涯，研讨、开会时我也总是尽量坐前排。出行也会更麻烦一些，我需要佩戴助听器，虽然觉得笨重，但这是必需的。
作为律商联讯残障员工资源小组的创始人和主席，我领导这个小组致力为残障同事们创建一个更具包容性和支持性的工作环境。我们会定期组织全公司的培训课程、网络研讨会和活动，提升大家对残障的认识并减少偏见。我们员工资源小组与励讯集团残障服务团队紧密合作，引入辅助技术，并和对这一话题感兴趣的同事们进行沟通。我坚信，打造一个充满包容和多元化的文化至关重要。尽管关于残障的开放讨论有时会令人不适，但这么做有重大的现实意义。鼓励这样的对话有助于打破障碍，促进理解，最终为每个人创造更加包容的工作环境。
Xandra 讲述了她患慢性偏头痛和注意力缺陷多动症（ADHD）的故事
Xandra Seidner 风险业务 - 美国
我在七岁时被确诊患有慢性偏头痛。从那以后几十年我都在寻找法子减轻偏头痛。我每周都去看过敏科，吃了无数药，也做过物理治疗——能想得到的方法我都试过。如果不做干预，一个月里平均有二十天我都会头痛。毫无疑问这对我的生活和工作都有很大影响。
大家都知道偏头痛的典型症状是什么——严重疼痛和感到恶心是最常见的——但很少有人意识到，偏头痛是一种神经系统疾病，它的影响远不止头痛本身。再加上 ADHD，事情就变得更加困难了。偏头痛带来的思绪混乱和记忆问题本来就使我难以组织思路，而 ADHD 更是加剧了这一挑战。慢性偏头痛影响着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它需要持续的适应能力和坚韧的生活态度，这样的日子是很不安稳的。
曾经我不敢告诉我的经理我有偏头痛。我担心他们会因此找一个理由开除我，要么说我的工作不够优秀，要么是什么其他理由。加入励讯集团的几个残障员工资源小组后，我参加了一些活动，大家会分享自己的故事，这让我备受鼓舞。他们的坦诚让我鼓起勇气去分享自己的情况。这并不简单，但这个决定彻底改变了我的生活。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自那以后我收获了很多理解和支持。
出乎意料的是，新冠疫情在某种程度上改善了我的生活。对我帮助最大的是居家办公。我改善了自己的工作环境——调整了灯光亮度，尽量让空气清新无异味，保持室内安静——这些方面的改变对我而言意义重大。
我的团队非常支持我，经理也很理解我，这给我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改变。我不需要总是假装自己没事，这不仅改善了我的工作生活，也提升了我的整体幸福感。仅仅是能够无所畏惧地做自己，已经是很重大的改变。
Brian 讲述了他患外分泌胰腺功能不全（EPI）和中间弓韧带综合症（MALS）的故事
Brian Kennedy 科学、技术和医学业务 - 荷兰
过去几年我经常感到腹部疼痛，这种疼痛在2019年发展成了慢性病，导致胰腺功能不正常了，生活受到极大影响。后来，我被确诊为中间弓韧带综合症，中间弓韧带压迫腹腔动脉，这也会导致腹部疼痛。这些病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不便。每次吃饭我都要服用替代酶，并且必须对饮食非常谨慎。每天我都要忍受疼痛，但通过药物治疗，我已经能比较好地控制这种神经痛。
我的病并不需要特殊对待，但有时如果痛感加剧，我需要马上休息。应对这些突发状况我越来越游刃有余。这些经历在某种程度上让我变得更坚韧，同事和领导也给了我很多支持。居家办公的灵活性对我非常有帮助，我可以更好地管理我的时间和饮食。
我很庆幸能在爱思唯尔工作，不仅因为我在这里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也是因为这份工作让我认识了美国 Mission Cure 的两位杰出女性。Mission Cure 是一个致力于治疗胰腺炎的慈善组织。爱思唯尔与 Mission Cure 合作开展了一次数据马拉松，研究是否有现有的药物可以治疗胰腺炎。
加入爱思唯尔员工资源小组对我产生了巨大影响。听到其他慢性病患者、无论是可见还是隐形残障的同事分享自己的故事，让我意识到并相信我的病是可以治好的。此外，我还受 Osmosis 团队，一个专注于罕见疾病的组织邀请，通过《Raise the Line》播客向医学生、医生和护士们讲述了我的故事。
Laura 讲述了她患癫痫的故事
Laura Halls 法律业务 - 英国
2020年10月，在 COVID-19 疫情最严重、首次封锁的时期，我经历了第一次强直-阵挛性癫痫发作。醒来时，我的伴侣告诉我，我的癫痫发作了，随后急救人员将我单独送往急诊室。经历了几次发作后，我在2021年1月被正式诊断为癫痫。我所患癫痫属于无法控制型，有突发性。这意味着其触发因素不明，目前病情无法被药物完全控制。
癫痫影响了我生活的方方面面，每当身体感觉有所变化时，我都会担心自己的安全。我能安全旅行吗？我该如何旅行？别人知道我有癫痫吗？如果遇到突发状况，他们能提供急救吗？在英国，只有三分之一的成年人知道如何进行癫痫急救——这和心肺复苏术一样是一项救命的技能。我尽量让我遇到的人知道我有癫痫，因为癫痫突发可能会给吓到目击者，造成创伤效应。癫痫也严重影响了我独立生活的能力，最明显的一点就是我没法再开车了。
回想起来，在律商联讯，有两次经历让我深感温暖。入职第二周的第二天，我在办公室突发癫痫。这是我第一次在“公众场合”发作，而且身边没有家人陪伴。我的经理和团队成员们处理得非常得当，事后也给予了我极大的支持。他们让我放心休息，同事还私下跟我保证不会把我癫痫发作的事告诉别人——这对我来说意义重大，真正让我感受到了律商联讯对身为残障人士的我的关怀。
举个更私人的例子，一次与同事共进午餐时聊到我患癫痫的事情，有几位同事并不知情，但他们都非常感兴趣，想知道如果有突发状况，他们要如何帮助我。对此我非常感动，也很愿意跟他们分享我的病情。
Kara 讲述了她患多种残疾的故事
Kara Sheppard 风险业务 - 美国
1982年，我被诊断出特纳综合症。我只有一米三七，比大多数人矮。还算幸运，因为这是我特纳综合症的唯一症状。许多特纳综合症患者还会有心脏、肾脏或视力等方面的并发症。我患的是“嵌合型特纳综合症”，这意味着我的 X 染色体有一部分缺失。这对我的日常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我能选择的汽车、衣物和鞋子都十分有限，去哪都不方便拿东西，因为无论是在家里、出去买东西、还是去上班，大部分的台面和架子都是按照平均身高设计的。
大约在2006年，我被确诊了体位性直立性心动过速综合症（POTS）。挪动身体时我会感到头晕、虚弱，甚至会因为血压骤降、心跳加速而感到呼吸急促。一些简单的任务，比如将衣物从洗衣机挪到烘干机，我都无法完成。我不能走远路，这大大限制了我的活动范围。
2008年左右我又确诊糖尿病，每天至少要测三次血糖，给我的日常生活造成了影响。
我周围的人都很支持我，他们鼓励我追求自己的目标，激励我接触更好的教育和知识，成为最好的自己。他们会与我共庆胜利，也会在我困难的时候给我提供帮助。
更多的雇主应该学习律商风险。我们为员工提供所需的帮助，支持他们实现梦想。我特别支持“隐性残疾”倡议，这一话题值得更多的关注。
只要条件和机会允许，任何人都能做到自己想做的事。永远别让你的不看好成为别人的阻力。告诉他们怎么做，提供适当的条件，帮助他们学会怎么完成。
Dana 讲述了她患脑瘫（CP）的故事
Dana Stange 展览业务 - 美国
五个月大时我被诊断为轻度脑瘫。从那以后直到16岁，我一直有接受治疗，以期改善身体状况，增强身体右侧的肌肉。
大多数人认为脑瘫患者需要一直使用轮椅，无法行走或说话，但事实并非如此。脑瘫分很多种，很多人能够正常独立生活。我父母从不让我说“我不能”，长大后回想起来，我认为这在我成长过程中塑造了我的个性。我能和健全人一样生活，只是在做一些事情时可能要花更多的时间或使用特定的方式。现在我最常使用的工具是 iPhone 的语音输入，因为我只有左手能打字，语音输入让我生活变得更加轻松。
总的来说，我之所以在2022年申请加入励展博览集团，正是因为公司推广的包容性和多元化文化。这是我第一次在职业生涯中不为残疾而感到羞愧。我觉得这家公司对每个人都很有包容性。
Adam 讲述了他患自闭症的故事
Adam Frank 法律业务 - 加拿大
几年前我被诊断为自闭症。自闭症让我不能很好地理解周围的人，跟那些沟通方式特别的人打交道。自闭症患者通常能够很好地创建一个自己的行事系统，但在融入他人的系统时会感到困难。尽管在自己感兴趣的领域，我们通常能比健全人更专注于细节，但对那些我们不感兴趣的事物，集中注意力却极为困难，这给我们带来了不小的挑战。我们的小肌肉运动技能通常较差，压力过大的情况下甚至会完全崩溃，导致频繁出错，比如在使用鼠标或做一些家务活动时。我们感知到的压力和情绪通常更加强烈，可能会导致崩溃。有时感官刺激对我们而言简直无法忍受，像是在折磨我们的身体一样——比如持续不断的噪音或强光，也会导致崩溃。
当事情变得超过我的承受范围时，我会休息一下。我有一个指尖陀螺，有时会看着它在地上旋转释放能量，好像积累在自己头脑中的能量也释放了一样。我有一位专门从事自闭症治疗的心理学家帮助我，本地政府资助的自闭症中心也在社交和工作问题上为我提供了帮助。我得自闭症这件事，朋友们已经见怪不怪了，即便有时我做出尴尬的社交举动他们也知道我是出于好意。
像律商联讯员工资源小组这样的组织有助于创造一个包容残障人士的工作环境，我的团队领导和经理对于我的情况始终给予理解，并愿意去学习了解自闭症对我工作的影响。
Gladdy 讲述了她照顾自闭症谱系障碍（ASD）儿童 的故事
Gladdy Mangente 展览业务 - 菲律宾
我儿子在2021年被诊断出全面发育迟缓（GDD），那时正值疫情期间。在次年的评估中，他被确诊为自闭症谱系障碍（ASD）并伴随语言障碍。在那个特殊的时期，这对我们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自那以后，作为他的看护者，我们的生活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我和丈夫做出了重要的经济和职业决策。我丈夫在疫情期间被裁员了，我们做出决定，他应该专注于在家经营小生意，这样他就有更多时间陪伴儿子，而我则幸运地获得了居家办公的机会（后来变成混合工作模式）。
照顾儿子需要我们每个家庭成员付出关爱，但看到他这些年来的进步，我们觉得一切努力都是值得的。这也让我们从全新的视角看待问题，感恩上帝。对于其他孩子来说“正常”而“日常”的事情——比如和其他孩子一起玩耍——对我们来说却是一个重大的里程碑。考虑到社会距离真正的残障包容还很遥远，我儿子的未来还是充满了许多不确定性。因此，虽然我们有坚定的信念，但这也激励我成为一名残障权益倡导者。
员工资源小组对于提高残障包容意识帮助很大，我们期待成为将这一理念融入组织战略的关键一环。增进大众对残障的认识，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也许我们应真正开始思考如何给残障人士提供更多机会。我希望有一天，包容性不再只是讨论的主题，而是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Fiona 讲述了她患髋关节发育不良/骨关节炎的故事
Fiona Gee 法律业务 - 英国
我在7岁时被诊断出髋关节脱位，可能是长期髋关节发育不良导致的。确诊时病情已经严重到几乎无法手术，要不是一位顶尖外科医生的治疗，我可能要坐一辈子轮椅（我甚至作为案例被收录进了一本医学教科书）。
到30多岁时，病情恶化，我得了严重的骨关节炎，需要进行髋关节置换手术。手术让我获得新生，同时又需要精心呵护。我每天至少要做一小时的物理治疗，通常还得保持身体活动，避免脱位引发疼痛和行动障碍。
我曾在办公室实行轮用桌椅制度时遇到困难，因为我需要特定类型的椅子来支撑我的背部和髋关节。于是我申请了一套专用的桌椅，这给我带来了很大便利，因为在姿势不当或没有支撑的情况下即使只是坐30分钟，都会感到疼痛。我还申请了一个高度让我不用弯腰取东西的储物柜。
律商联讯员工资源小组是一个非常有建设性的倡议。它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安全的空间分享自己的故事，影响范围也在逐步扩大。
Portia 讲述了她患癫痫的故事
Portia Hibbert 风险业务 - 英国
我患有全身型癫痫，伴有强直-阵挛性发作和失神发作。有时候我完全正常，精神很好，有时则不然。我的癫痫发作目前控制得还行，但多年来的持续发作和药物副作用仍有影响。当我感到疲倦时，我更难集中注意力，处理事情也会稍显迟缓，记忆力有时也会下降。我今年32岁，14岁时确诊痉挛症-失神癫痫，18岁时第一次强直-阵挛性发作。除了癫痫，我还长期患有偏头痛。患癫痫是一段旅程——我得接受它、保持独立、接受帮助、适应不同的药物并不断重新认识自己的大脑。
在工作中，我的经理和团队给予了我极大的支持。我很幸运有这样理解我的经理。患有癫痫令人沮丧，因为我回答问题总是非常跳跃；我的大脑会随着时间流逝发生变化——但励讯集团和律商风险一直非常理解并支持我。
励讯集团对我非常好。公司的多元化和包容性小组让我们在工作中感到被接纳，让每个人都能做自己。
Elena 讲述了她患行动障碍的故事
Elena Lozada 法律业务 - 美国
由于先天生理缺陷，我必须使用轮椅。我的日常生活受此影响，得做常人不需要做的事情。我能独立生活，我会开车，但每天都有各式各样的物理性障碍，总有人挡住停车位、坡道和其他为行动不便者设计的设施。
人们往往误以为残疾人士总是需要看护者。事实并非如此。每个残疾人都是不同的。有许多残疾人士可以生活独立，过得和健全人一样充实。
我认为沟通是关键。雇主需要对员工的需求保持开放态度，也要向其他员工传达公司对多元化和包容性的愿景，营造一个能让员工自由做自己、表达需求的环境。
我采取的主要办法是保持积极的态度。每天我都会寻找自己的方式让生活变得更轻松。我认为，员工资源小组的工作对于创造一个包容的工作环境至关重要。相互指导、培养同理心、互相学习，这些措施都能让我们的团队、工作环境乃至公司变得更好。
